《拉贝日记》作为研究南京大屠杀事件数量最多、保存最为完整的史料，其译介与传播具有重要的历史研究价值和教育价值。在和平学的视角下，《拉贝日记》不仅是记录暴力与战争的史料，更是当下探求积极和平的重要资源。
在此背景下，2021年暑假，在南京大学本科生院专项资金扶持下，由外国语学院德语系牵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南京大学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德国费希塔大学与海德堡大学的共同支持下开展了“拉贝日记与和平城市”国际云科考项目。
36位来自南京大学14个不同大类和专业的本科生，5位飞越计划遴选的中学生组成了项目组，在陈民老师和常晅老师、吕晨和文华艳两位研究生助理的带队下，展开了为期36天的科考活动，活动包括南京、北京、上海3地4场考察，4场学术报告，25场线上线下采访等。
一、尘封
1937年南京大屠杀期间，德国西门子洋行代理人、纳粹党员约翰·拉贝在南京和国际友人一道建立了国际安全区，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回到德国后，约翰·拉贝遭到纳粹党的迫害，被迫在此话题上保持沉默，因而后人对约翰·拉贝的了解及研究十分有限。
二、发现
中国重新发现约翰·拉贝的人，是毕业于南京大学历史系的黄慧英。
1988年，黄慧英在南京市档案馆工作时发现了约翰·拉贝的档案。从一段短短几十字的关于成立委员会资助约翰·拉贝的简讯开始，她先后完成了国内首先介绍约翰·拉贝生平的文章《南京沦陷期间一位德国友人拉比》、《南京大屠杀中的庇护神》，并于2002年出版图书《南京大屠杀的见证人：拉贝传》。她向项目组坦言，“自己发表的文章里所见不多的史料，实则也收集了好几年”，历史学者的使命感和约翰·拉贝人格事迹的魅力支撑着她克服万难完成考证研究。
张焱阳感慨于黄老师历时十多年研究考证拉贝人生经历的努力，“三十多年前的故事曲折而传奇，遥远但依然生动，让我产生‘历史总是彼此相连’的感觉”。他同时感到我们的项目和黄老师当年所作遥相呼应，“项目的意义也不在于能够激起即时的热度，而在于续写故事、留存记忆，就像我们的前辈那样传播拉贝的故事，也写就我们自己回溯历史、追求和平的故事。如果未来有人也想了解《拉贝日记》，或许可以从中找到素材，加以延展，这是我们，也是所有前人共同传承的一切。”
三、公开
“当1996年张纯如（Iris Chang）联系我的母亲时，母亲对出版感到担忧，她觉得当年约翰·拉贝对德国政府许下的誓言是一种约束。与母亲讨论之后，她认为几十年的沉默已经兑现了誓言。世界对了解真相的关注显然超过了个人利益。我很感激也很高兴他们做出了这个决定。”约翰·拉贝曾外孙克里斯托弗·莱因哈特在线上接受项目组采访时这样回答。
儿时，克里斯托弗·莱因哈特就曾偷偷翻阅过曾外祖父的日记，他说，“虽然他在我出生前 14 年就去世了，但我认为他是一个非常幽默、热爱人类的人。”“他常常表现出实用主义驱使的人道主义本性。正是这种人道主义本性让他能够在至暗时刻作出正确决定，为了‘他的中国人’留在南京”。
如今，克里斯托弗·莱因哈特仍然在践行约翰·拉贝的座右铭——“患难者不轻弃（Freunde in Not lässt man nicht im Stich）”。他们一家在柏林参与照顾了大约 1500 名难民，他和妻子也前后为 36 个孩子提供了庇护，“有时是几周，通常是几年，有些是一生”。
四、翻译、出版与再版
1996年《拉贝日记》公开后，江苏人民出版社和江苏教育出版社合作，在中国大使馆的帮助下，成功购得日记版权。并在主要由南京大学德语系老师组成的翻译团队帮助下，于南京大屠杀60周年纪念日的前夕完成了《拉贝日记》第一版的出版。三支小分队分别采访了《拉贝日记》译者刘海宁和钦文老师，江苏人民出版社编辑汪意云和曾偲老师。
“这个翻译任务，对我来讲，是所有翻译任务当中持续时间最长、介入最深、考证最多、记忆最深的一项。”译者团队刘海宁老师向项目组分享说。随着翻译工作不断推进，大量的历史、政治因素以及个人的感情色彩被牵涉其中，如何处理个人的情感成了难题，“看到那段用文字形式展现的历史，了解许多南京大屠杀的细节后，人很自然地就会情绪化，因为你老是在接触一些令你感到伤心的、无助的东西。”
除了翻译中遇到的种种困难，同为译者的钦文老师向项目组分享了《拉贝日记》的具体翻译过程。“《拉贝日记》采取多人合译的方式，这在翻译史上颇为少见。”“翻译工作的前期准备充足，时任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段月萍老师也为翻译工作提供了大屠杀史料册，译者们因而能尽快确认书中的人名与地名。”“所有人在那段时候都全身心投入工作，即使是吃饭、散步、闲聊，也不断讨论着和翻译有关的内容。”忆及当年的工作场景，钦文老师感慨万千。
编辑汪意云、曾偲则从出版社的角度为项目组讲述了《拉贝日记》出版的更多细节。1997年汪意云初入苏人社，以旁观者的身份见证了《拉贝日记》第一版的诞生。她转述了约翰·拉贝的外孙女对这本书的评价，“我看过英语版和日语版，但这两个版本删改了太多东西，中文版本是最完整最原始的，是‘世上最好的版本’。”
而20年后，汪意云也完成了身份的转变，成为了《拉贝日记（影印版）》总责任编辑，她坦言，尤其到编辑后期的时候，杀戮残暴的描写越来越多，她也开始心绪低落，难堪重负。“在惨痛的历史面前，我们更应珍惜当下，珍爱和平，不要让历史重演。”
编辑曾偲则分享道，“拉贝更伟大的地方在于他保护的人更多。他在原本可以平安回去的紧要关头选择了留下，在异国他乡实现了自我价值，在南京践行了人道主义。”
采访后，唐小寒深有感触，“历史不会忘记任何一个在暴行面前保有良知的人，如同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拉贝一样。只要还有像拉贝一样的富有同情心和人道主义的人士存在，历史终究会以本来面目重现于世。”而章文馨则表示，“看着桌上两种不同版本但承载着同样沉重意义的《拉贝日记》，我似乎被一种沉重的力量打动了。我想，这就是文字所承载的历史的力量。”
五、寻找旧址、修缮拉贝故居、重修拉贝墓碑
黄慧英老师在南京市档案馆一份1948年的档案中发现了约翰·拉贝住址“小桃园10号”的线索，通过查阅档案和实地走访，她在附近居民的帮助下发现所谓的“小桃园10号”实为“小粉桥1号”，由此完成了对旧址的考证。
拉贝故居的正式修缮则始于2003年。项目组对参与筹建工作的南京大学原国际处处长纪达夫老师进行了采访。纪达夫老师回忆道，2003年9月，时任德国总统约翰内斯·劳访华，要求参观拉贝故居。而小粉桥1号正作为教师公寓使用，无法参观。考虑到“上升到两个国家的层面……把它建成一个永久的纪念馆，同时又能够作为爱国教育的基地，还是两国关系的一个见证。”南京大学决定同德国西门子公司共同修缮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纪达夫老师在其中负责中德组织协调工作。
拉贝墓地的重修落成则在2013年12月11日。当年参与在柏林重修拉贝纪念墓园工作的刘铮老师接受了项目组采访。刘铮老师主要负责组织与协调项目的策划、设计、施工，“于我个人而言，拉贝墓地重修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随后他分享了自己对墓碑设计的理解，“墓地‘一半一半’的设计一方面是表现了和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与中国是紧密联系的。另一方面也是代表了光明必然战胜黑暗的意义。”
采访后，郁嬿分享道，“采访时听刘铮老师介绍当时和柏林市政府沟通协调历史名人墓地的申请，看到厚厚一叠工作中留下的宝贵设计图、账单、信件等资料，我对于刘铮老师参与了这样一件历史性事件感到由衷敬佩。”
六、再挖掘
为了加深对约翰·拉贝的理解，项目组多方寻访，希望对约翰·拉贝的形象进行再挖掘。
项目组电话连线了约翰·拉贝的嫡孙、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托马斯·拉贝，他建议，“年轻一代应该具有全球化的知识，更应该具有双方都认同的知识，这样我们就能一起思考我们可以为和平再做些什么。”
韩湘琳先生是约翰·拉贝在中国时期的助手，项目组成员赴上海采访了韩湘琳先生的女儿韩云慧老人。老人引述了韩湘琳在南京大屠杀前拒绝离开南京、在困顿时拒绝去美国工作时所说的话“我不走，我是一个中国人。我为什么要搬到外国去？”李珂在感想中写道，“这一次的采访让我们对韩湘琳先生的形象有了更加深入、直观的了解，韩湘琳先生坚韧倔强、多才多艺、善良热情、爱国忠心，满怀普通人的大爱”。
奥地利对外服务协会副会长Michael Prochazka先生分享道，“拉贝的无私行为是一种榜样，对人们、尤其是对年轻人有重要的学习价值。”协会常务负责人Daniel J. Schuster先生则表示，“首先，他（约翰·拉贝）在政治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保全了人性……他遵循的是另一套行事逻辑，在这套逻辑里，最重要的不再是自己个人的安危，而是伦理与人际关系。拉贝将这个逻辑具象化了，他没有为了活命而逃跑，因此他无疑是一个英雄。”
采访之外，项目组还开展了各项参访活动。
项目组有幸前往普方基金会，采访了基金会创始人之一Julia Guesten女士（德）和现常务经理Andy Romero先生（美）。Guesten女士对项目给予肯定与欣赏，Romero先生也就约翰·拉贝先生的“宽恕而不忘却”表达了“提供机会，传递和平”的理念。
项目组参访了博西家用电器（中国）有限公司，大中华区总裁唐善达博士（Dr. Alexander Dony）介绍了博西家电与拉贝先生的深厚历史渊源。他认为，拉贝的所作所为体现了崇高的公益精神，即关心公众利益而不求回报，这与博西家电“尽责社会，持续发展”的价值观高度契合，因此博西家电始终支持拉贝与国际安全区纪念馆的相关项目，双方建立起了长达17年的深厚友谊。
另外，项目组还邀请到该领域的中外知名学者开展讲座。
德国海德堡大学Burckhard Dücker教授在“为世界指引方向——《拉贝日记》在文学中的定位”的线上讲座中分享道，“‘留下’和对‘留下’的不断思考与再确认构成了《拉贝日记》的主要内容。”
在“以约翰·拉贝为榜样的利他主义——关于自发干预的伦理思考”的讲座中，德国费希塔大学Egon Spiegel 教授谈到，“他并不认为自己是英雄，而是做了一个‘好人’该做的事情。约翰·拉贝谦虚地将自己的选择归功于人类的道德本质，也将爱与和平上升到了整个人类的高度。”
在《南京大屠杀的见证者——约翰·拉贝与中国》专题学术报告中，海外中国学研究专家、约翰·拉贝北京交流中心首席专家梁怡评价约翰·拉贝，“救助25万中国平民的生命是拉贝一生作为的顶点。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追求和平是人类共同的愿望”。
正如奥地利志愿者Thomas Plesser所言，“拉贝是一位英雄”，他对生命有大爱，对和平有追求，他选择留下的行为闪烁人性的光辉。
七、走出去
对歌剧《拉贝日记》主创团队的深度采访，也是本次项目的一大重点。
第四个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国家公祭日，由江苏省委宣传部指导，江苏省文化投资管理集团、江苏省演艺集团联合制作，江苏大剧院出品的原创歌剧《拉贝日记》在江苏大剧院首次亮相。2019年，该歌剧在德国柏林国家歌剧院、德国汉堡易北河爱乐音乐厅、奥地利维也纳罗纳赫剧院等地公开巡演，引发国际社会的热烈反响。
“作为一个南京人，我很感恩能够承接这个火种。”
“历史不该被遗忘，真相不该被掩埋，世界会记住今天的南京。”
这是歌剧《拉贝日记》巡演版导演周沫在2019遇难同胞纪念馆捐赠仪式上的发言。
周沫导演与《拉贝日记》的缘起可以追溯到儿时在南京生活的经历，而接下这部歌剧巡演版的初衷也是为了将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带上国际舞台，传播给更多的国际观众。“我要用他们（外国观众）可以接受的视角来展现这一段中国历史……他（约翰·拉贝）怎么能在大时代背景下做出超越自身局限，展现人性光辉的抉择。”
“分子生物学说，祖辈经历的战乱记忆会有DNA作为分子伤痕传下去。因为我奶奶是经历过大屠杀，所以到了现场，那个平安夜怎么走，轰炸要怎么排……好像我就真真实实经历过一样。”
“历史当中的这些事件难道还不够戏剧性吗？它已经够有分量了。”
这是项目组在采访歌剧编剧周可老师时印象最深的一句话。
在周可老师看来，没有什么“虚构”能比“真实”更加震撼人心，因而在前期甄选材料的过程中，她研读了国际友人、日本侵略者以及国民党军官等不同群体的回忆录；在后期情节的设计上，也最大程度地还原历史事实。谈及人性美，她分享道，战争对人性的异化使约翰·拉贝等人饱受精神创伤，但人性自身的光辉却使他们选择有别于暴力的另一条道路——揭露罪恶，履行身为“见证者”的使命。“正是这种对‘善’的执着，让人们即使深陷最黑暗的地狱，仍然能够坚信‘光’的存在”。
歌剧《拉贝日记》所倡导的“爱与和平”是人类发展史上的永恒母题，它使我们警醒，在“后疫情时代”和平更需要我们努力维护。“人和人之间如果无法学会爱的话，人类社会就始终有悲剧产生。”她如是说。
阮千慧表示，“多年以后，我或许依旧能够想起这个夏天，我所经历的灵魂震颤和价值重塑。忆及周可老师对“爱”与“真实”的呼唤，周沫老师提到美国华裔作家张纯如时的声泪俱下，每一场采访都是关乎灵魂的拷问（周可：“一百个人和一万个人，你怎么选？”）同时也是对血色国殇的反刍。周沫老师告诉我们，人类对战争的记忆通常会刻入基因，因而每一个南京人的血脉里都流淌着有关大屠杀的历史记忆，即使肉体泯灭，创伤永存。正是通过与两位老师的面对面交流，我获得了审视时代、历史与个人关系的新视角。所谓‘对生命有大爱，对和平有追求’，它既是极端境遇下的本能冲动，也是少数人才具有的勇气担当。我坚信，在人类的共同危机与苦难面前，不同时空下的人们都将拥有摒弃偏见、追求大爱的永恒力量。”
在接受项目组采访时，歌剧指挥程晔老师则提供了纯音乐的视角。
他分享道，当今的音乐创作非常强调中西文化的交融。歌剧《拉贝日记》用西方易于接受的方式讲述一个全球共知的史实，更加直接地传递了中国精神，从而给西方观众带来了直抵心灵的体验。在德国巡演的过程中，歌剧每一场都座无虚席，当地观众的反响也都非常热烈。而歌剧本身也带给了演奏员很大的感动，“在多次演出中，我们很多演奏员在演奏的过程中就被这个事情感动流泪，几乎是每场都会发生这样的情况。”
除了导演、编剧和指挥，项目组同样有幸采访到了约翰·拉贝的扮演者薛皓垠老师、魏特琳的扮演者徐晓英老师和韩湘琳的扮演者郭亚峰老师。
薛皓垠向项目组分享道，“在二战时期，德国人在中国乃至其他国家的名声是非常可怕的，也正因此，拉贝在南京的种种善举才格外地令人意外和钦佩。”谈及欧洲巡演的经历，他表示，“能把我们的文化通过歌剧这一国际化语言带到欧洲去，让他们听到我们中国的歌剧作品，其实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过程，这本身就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谈及排练过程，徐晓英对项目组讲述道，“记得我有几个高音的呐喊，有时我觉得自己已经不再是用方法在唱，我是真的在喊。”为了让更多的人了解这段真实存在的历史，每位演员都认真地查阅资料，尽可能展现音乐与戏剧冲突。但是即便如此，徐晓英仍觉得那种痛苦是无法切身体会的。歌剧仅仅是一个载体，其表现的残酷远不及真实历史的百万分之一。
“虽然他（韩湘琳）的唱段不多，只要站在拉贝身边，我就当他是我的老板，我就是韩湘琳，我是这么一个中国人。”“哪怕是一个坚定的眼神，哪怕是一个小动作，都能彼此给彼此力量。”最后，郭亚峰与项目组分享了自己对于历史的看法，“我觉得历史是昨天的了，我们不必要抱着历史留下来的愤怒和仇恨。但是历史又是一面镜子，铭记历史才能认真的理解和面对各种危难和困难。”
采访结束后，顾祥姝感叹，“‘歌剧’展示出来时，几十年前中国的愤恨也被世界感知到了。我想这大概就是文化的力量吧。”
“与常晅老师一起翻译《拉贝日记》歌剧不仅是向拉贝先生致敬，更是我本应肩负的责任。”这是歌剧巡演版译者罗克（Nik Krause）博士向项目组分享翻译心得。罗克希望能够做一名跨文化的使者，让更多德国同胞了解拉贝先生的事迹和南京大屠杀这段历史。
刘哲航表示，“我进一步感受到了拉贝先生的伟大，并深受老师从人类高度而非国别看待历史的胸怀的感染。在战火纷飞的年代，真正的英雄并不坐在战机里，也不捧着炸药暗藏街角。真正的英雄是那些冒死呼唤和平的人。”
八、我们不会忘记
诚如奥地利志愿者Tim Urban所言，“人们必须承认，《拉贝日记》是重要的时代见证。”约翰·拉贝的伟大之处在于用一个人的力量拯救了那么多人的生命，《拉贝日记》的伟大之处在于诚实记录下了关于南京大屠杀的一切。
维也纳大学孔子学院院长、2013年拉贝和平奖获得者之一Richard Trappl在接受采访时叮嘱道，“我们理应把拉贝的精神更广泛地传播开，一代代传承下去。”
曾经参与南京安全区“和平8公里”国际和平徒步活动的志愿者Linus Mayerhofer则表示，“所有人都应该互相理解，如拉贝一样，通过对话搭建起中欧交流的桥梁。”《拉贝日记》的重大意义在于让人反思现实，读过《拉贝日记》、参观过拉贝故居后，都会对那段历史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项目组也在南京、上海、北京各地开展了实地考察。项目组在南京，参观了拉贝故居、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鼓楼医院院史馆，重走了安全区；在上海，参观了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以及位于城隍庙的上海南市难民区纪念碑；在北京，首先兵分三路前往颐和园、文庙、雍和宫等地，寻找拉贝曾经着墨或摄影的相关景点。并于次日上午前往北京联合大学访问约翰·拉贝北京交流中心和马克思主义学院，在当天下午赶赴宛平城参观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忆及南京的参观，张乐岩表示，“纪念馆所记录的也从侧面反映了拉贝先生所做出的一切是多么的伟大。在那样一个人人自危的年代，面对一群泯灭了人性的恶魔，拉贝先生庇佑了一大批与他素不相识的人，这让我十分感动。”
徐亚楠回忆在上海犹太人纪念馆的参观经历时说道，“残酷的战争给人民群众留下难以抚平的伤痕。因此，珍惜和平的生活、维护和平应是大家共同的追求。如今，我们积极推进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更应确定一个共识：世界的和平需要各族人民共同的维护。”
左妮娜在回忆北京参访时写道，“在颐和园一下午的探询，窥得拉贝在北京十七年生活的一点印记，拉贝善举背后与中国人民情感基础逐渐清晰。从前我仅仅认为拉贝是昏暗混乱时日中的“南京好人”，而今我意识到，从对中国的情感，到南京的至暗时刻庇护难民，再到拉贝困顿之时中国人民伸出援手。所有的一切交织在一起，告知着我们人与人之间，人类文明之间，息息相关，是为‘人类命运共同体’。”
回顾整段实践经历，刘丽蘅表示，“我们并非是孤身在路上，在商、学、文、教的各个领域，还有许许多多的人和我们一样，希望挖掘约翰·拉贝的故事，抚平历史的伤痕，传播和平的种子。拉贝这个名字成为一个更宏大主题——“和平”——的钥匙。在他身上，可以看到‘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们有关。’或许这便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含义。”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平学教席、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刘成教授在开营仪式上所言，忘记历史即是背叛，追求和平是对创伤历史最好的记忆和修复。述拉贝往事，护和平记忆，我们从来不曾忘记，“拉贝日记与和平城市”国际科考项目组将继续前行。
（外国语学院德语系供稿）